作为贯穿经济联动的重要载体，国际贸易对全球经济联动的影响如何，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 Frankel和Rose较早对贸易与经济联动的关系进行了规范性研究，发现前者对后者有较强的正向推动作用，被称为双边贸易的FR效应。然而，经济学家们在使用国际真实经济周期模型进行校准时，发现贸易对经济联动的影响远不及实证结果估算得大。Kose和Yi将这种不一致称为“贸易—经济联动之谜”。为了破解谜团，学者主要从以下两方面进行了尝试。一是完善理论和计量模型。二是对贸易品进行分类。
针对贸易品的分类，Duval等指出，揭开“贸易—经济联动之谜”的关键是测度真实的贸易强度。他建议采用增加值贸易强度，替代传统的总值贸易强度。基于增加值的视角，从理论上不断完善贸易—经济联动的传导机制，实证上重新检验贸易强度对经济联动的影响，不仅有助于破解“贸易—经济联动之谜”，而且对于丰富现代宏观经济学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二、增加值贸易与经济联动的理论考察
在增加值贸易的理论框架中，将参与国际贸易的各国视为一个整体的经济系统，理论模型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依据产品生产地和吸收地双重维度，对产品增加值进行分解，同时利用生产法对GDP进行核算，构建增加值贸易影响经济周期联动的传导机制模型，发现在剔除价值折返和价值转移因素后，从贸易“净值”角度考察国别间的经济联动更加科学。第二，增加值贸易测算以国家间投入产出模型为基础，没有考虑贸易成本，排除了国内投入品替代进口投入品的可能。
命题1：增加值贸易下，各国间的互补性增强，经济联动性提高，由于剔除了总值贸易口径中的价值折返和价值转移部分，增加值贸易口径更利于识别贸易与经济联动之间的内在关联。
增加值统计口径下，为剔除“重复计算”后，贸易“净值”意义上的口径，使用增加值口径考察贸易对经济联动的影响更加科学。但是，增加值贸易仍只能反映双边贸易的某个侧面，为了从整体上揭示贸易主体之间错综复杂的贸易关联，需要引入国际贸易网络分析法。该方法发端于社会网络分析，关注的主要对象是“关系”数据。在分析经济问题时，有必要考虑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结构”，这种对于“关系”的关注，与国际贸易网络的分析思路非常契合。在国际贸易网络中，每个国家用节点表示，国家间的贸易关系用代表商品和服务流动的边表示，通常把网络不依赖于节点的具体位置和边的具体形态，而表现出来的性质称为网络的拓扑性质，相应的结构称为网络的拓扑结构。
命题2：参与国际贸易的经济体及其“关系”构成了贸易网络，整体网络中的“核心节点”和“凝聚子群”对经济联动具有强化作用。
由于国际贸易网络的规模较大，各节点往往需要通过核心节点来实现要素和商品的流动，核心节点对经济联动的影响具有枢纽作用。此外，贸易网络中的“凝聚子群”现象突出，子群内的国家间贸易连接稠密，子群间的国家间连接稀疏，经济联动的贸易网络因而可呈聚类特征。
在增加值贸易时代，技术进步虽然促使贸易成本下降，但是仍然严重制约着国际贸易，特别是由于中间产品多次跨境贸易，贸易成本相互叠加。所以，增加值贸易下，贸易成本可能仍然会影响贸易规模，阻碍各国的经济联动。国家间投入产出模型虽然实现了对双边中间品贸易流的彻底分解，但是没有考虑贸易成本因素。
命题3：贸易成本会梗阻全球垂直分工体系，弱化增加值贸易和双边经济联动。
在增加值贸易下，中间品贸易成本的提高，至少带来了两方面影响。其一，中间产品要经历多次跨境交易，贸易成本会被生产链累积放大，达到一定程度后，企业可能使用本国中间品替代进口中间品，产品跨境生产的链条缩短，双边经济联动弱化。其二，增加值贸易下的中间品贸易成本，会转移到下一个生产过程中，最终体现为更高的消费品价格，即贸易成本具有“瀑布效应”。
三、模型设定、变量构造与数据来源
（一）模型设定
下面检验增加值贸易对于经济联动是否存在显著影响。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影响经济联动的因素主要包括三项。（1）增加值贸易强度。（2）国际贸易网络拓扑结构。（3）影响贸易成本的引力变量，如地理距离、经济规模、文化相似度、是否属于同一自贸区等。此外，根据Kalemli-Ozcan等的研究, 产业结构相似度、金融开放度等也是影响双边经济联动的重要因素。
（二）变量构造
1.经济联动。本文借鉴Duval 等提出的“拟相关系数法”，衡量经济联动。
2.增加值贸易强度。增加值贸易将出口产品中各生产环节的增值部分归入不同的国家，扣除进口的中间产品价值，出口产品只反映本国的增值部分，避免了海关统计中的重复核算。增加值贸易强度的含义是通过最终产品出口、中间产品出口以及“第三国效应”等渠道影响经济联动，并且将传统总值贸易中的“价值折返”、“重复核算”等部分剔除。增加值贸易强度这一范畴的提出，有助于揭开“贸易—经济联动之谜”。
3.贸易网络的拓扑结构。贸易网络是由多个参与国及其贸易关联组成的集合，贸易拓扑结构包含的内容较为丰富，就其对经济联动的影响看，主要包括节点中心度和凝聚子群两方面。节点中心度主要反映一国在国际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此，本文引入Freeman提出的节点中心度，以测度贸易网络中与一国贸易往来的国家数占最大可能贸易伙伴数的比重。另外，随着多边贸易体制对各国约束力的降低，各国转而寻求地区合作的新路径，国际贸易网络中的“集团化”、“圈子化”现象突出，同一集团内的经济体之间联动程度更高，不同集团的经济体之间联动程度相对较低。对此，本文采用Ucinet软件中的迭代相关收敛法，找出国际贸易网络中的“聚类”关系，利用凝聚子群分析来考察经济联动。
4.影响贸易成本的引力变量。本文主要采用“引力变量”来代理双边贸易成本。
5.总值贸易强度。根据Ng的做法，本文将总值贸易强度也引入模型，采用双边出口总额占双边GDP总和的比重代理。总值贸易强度对经济联动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6.产业结构相似度。理论研究表明，外部冲击可能通过产业间的关联传递至总产出，产业结构相似度是影响经济联动的因素之一。
7.金融开放度。本文以Chinn和Ito编制的Kaopen为基础，通过对两国的金融开放度指数进行加总，反映双边金融开放度。
（三）数据来源
计量检验中的增加值贸易强度、产业结构相似度数据，主要是根据WIOD数据库计算得到。GDP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双边总值贸易来源于WITS数据库，自由贸易区数据来源于WTO的特惠贸易协定数据库(PTA)，金融开放度来源于Chinn和Ito编制的Kaopen数据库。
四、计量模型的回归结果
（一）基准模型回归
计量方程中，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严重的内生性会导致模型估计结果的有偏与非一致。本文利用系统GMM法，用弱外生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它们自己的工具变量，以克服模型的内生性问题。为了改善估计效果，避免工具变量过多带来的过度识别问题，我们在GMM估计中加入collapse选项，对工具变量进行压缩。
结果表明，增加值贸易对经济联动存在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无论是中间产品出口中隐含的国内增加值，抑或最终产品出口中隐含的国内增加值，都会扩大价值来源国和价值吸收国之间的经济联动。然而，总值贸易中由于虚增了出口规模，不能反映进口国和出口国之间真实的产出关联，当“资源转移机制”起主导性作用时，双边产出相关性可能反而下降。
如果两国在贸易网络中的节点中心度越高，双边经济联动性越强。Bhattacharya等发现，国际贸易网络具有负向匹配的属性，网络中极少数核心节点具有大量连接，而大多数节点具有很少的连接，贸易伙伴多的国家倾向于与贸易伙伴少的国家发生贸易，从而造成贸易网络呈现出偏态分布。在考察贸易与全球经济联动的关系时，既要立足于双边视角，也要着眼于整个国际贸易网络，将增加值贸易与贸易网络拓扑结构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
产业结构对经济联动的影响较为复杂，在现有研究中未取得一致性结论。产业结构相似度与经济联动之间存在负向关联的原因可能在于，增加值贸易下，产业结构越相似，两国的产品替代能力越强，“资源转移机制”越明显，经济联动程度可能反而下降，而两国产业的互补性可能更有助于经济联动。
金融开放度对经济联动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在5%水平下通过了检验。金融开放度的提高，不仅会增加债券、商业票据等短期资本的跨境流动，同时也会增加外商直接投资等长期资本的流动，这些都将提高双边经济联动。
自贸区对于经济联动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现实中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自贸区相互重叠，形成“意大利面碗”现象，众多区域贸易协定在原产地规则、关税规则和法规监管方面相互冲突，结果造成区域内的企业难以真正利用自贸区扩大出口，自贸区对经济联动的影响可能并不显著。此外，“引力模型”中的地理距离对经济联动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而文化差异和经济规模对经济联动的影响不显著。
（二）网络中心度分析以及时变性检验
网络中心度包括出度中心度和入度中心度，分别反映一国出口和进口在国际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它们对经济联动的影响需要分类考察。国际贸易网络中，与其他国家连接较多的核心节点，也被称为轮轴国家，与其他国家连接较少的末梢节点，也被称为辐条国家，Kose等的研究表明，轮轴国家与辐条国家的经济周期表现不同，轮轴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相关性较强，轮轴国家与辐条国家之间的同步性逐渐弱化，甚至出现“脱钩”现象。为此，本文按照中心度指标值的大小，对38个样本国家进行分类，轮轴国家包括美国、中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韩国、西班牙、俄罗斯，余下的26个国家为辐条国家。
结果表明，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其重要性的提升都会增加国家间的经济联动。增加值贸易强度对经济联动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轮轴国家内部增加值贸易对经济联动的影响趋强，辐条国家内部增加值贸易对经济联动的影响趋弱。其原因在于，轮轴国家在整个国际贸易网络中连接较多，发挥着“枢纽作用”，即便是等额的增加值出口，轮轴国家可能涉及更多国家的参与，范围更广，经济联动效应更大；而辐条国家连接较少，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弱化了增加值贸易对经济联动的影响。美国次贷危机后，无论是增加值贸易还是网络中心度，其对经济联动的影响均下降。从系数的估计值看，这种影响相对有限。
（三）凝聚子群分析
本文采用迭代相关收敛法将样本中的38个国家区分为4个子群。分析显示，双边国家无论属于同一子群或不同子群，其回归结果中，增加值贸易强度对经济联动的影响均具有稳健性，但节点中心度和地理距离对经济联动的影响，在同一子群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在不同子群中则不然。这表明经济联动具有聚类属性。凝聚子群与增加值贸易具有互补性，当双边国家属于同一凝聚子群时，其增加值贸易强度对经济联动的影响更大。一般来说，不同国家形成同一凝聚子群的因素很多，可能是地理位置毗邻，或地区自贸协定，或地缘政治因素等，这些因素有些被模型识别，并引入到控制变量中，有些不可观测成为遗漏变量。结果是同一凝聚子群内，增加值贸易对经济联动的影响更大。
（四）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I：工具变量法。为核心解释变量“增加值贸易强度”构建工具变量进行面板IV估计，以作为基准回归中系统GMM方法的补充，确保实证结果不受内生性问题影响。
稳健性检验II：替换指标法。模型使用介数中心度替代点度中心性，以反映一国对其他国家贸易之间的调节能力和控制能力。
稳健性检验III：剔除极端值。避免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干扰。
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面板IV估计中增加值贸易强度的系数仍显著为正，且两种构建工具变量方法的回归结果近似，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较高的稳健性。对变量的测度进行调整后，除部分控制变量的显著性发生改变外，解释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均未发生改变，增加值贸易强度对经济联动仍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剔除极端值后，各变量的符号不发生变化，显著性水平提高，增加值贸易强度的系数增加，这些结果进一步支撑了本文的结论。
结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研究表明，在控制了总值贸易强度、网络中心度、产业结构相似度、金融开放度、引力变量等因素后，无论最终产品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还是中间产品出口中隐含的国内增加值，均显著推动了经济联动，且在不同模型下保持稳健性。轮轴国家中增加值贸易对经济联动的影响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同一子群内增加值贸易对经济联动的影响趋强，不同子群间影响趋弱。此外，考察“贸易—经济联动之谜”，不仅要立足于双边增加值贸易，也要从全局上把握贸易网络的拓扑结构，充分认识增加值贸易影响经济联动的异质性、动态性和复杂性。
本文的政策启示如下。第一，实施非均衡开放战略，积极推进与轮轴国家高效、顺畅的增加值联结。第二，面对中美贸易摩擦，仍要诉诸WTO多边贸易体制，对话与磋商才是解决贸易摩擦的正确选项。第三，建立科学的风险防范体系，警惕防范外部风险沿着增加值贸易链条拖累中国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