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CC日前发表的《贸易的未来2020》报告（下称报告）认为，地缘政治和疫情也模糊了贸易格局的长期变化，这种变化由结构性因素推动，包括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结束和快速贸易自由化时期的结束。正在出现的一个新形势是贸易增长与产出增长保持同步。与20世纪最后几十年的高贸易增长相比，这一前景尤为温和。这种“新常态”的出现可能需要重新调整预期。
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可能会限制贸易推动经济复苏的潜力。然而，在适当的支持下，多个领域都可以在21世纪20年代充当贸易疲软的“解药”。这些领域包括贸易技术的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贸易政策创新以及与贸易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最有效地利用这些因素的经济体将最有可能在21世纪20年代实现复苏和繁荣。政府和私营部门活动参与者必须相互合作，投资和制定合适的政策框架，从而利用这些因素支持经济复苏。
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角色变化
中国经济的变化正推动着三个领域中心的兴起。随着中国在制造业的竞争力下降，新一代制造中心将开启业务竞争。与此同时，中国的金融和科技中心正在挑战硅谷以及纽约、中国香港、伦敦、东京等老牌金融中心的全球企业。
中国经济日益成熟，人口和结构上的变化带来了几个方面的影响。首先，中国将越来越多地进口成品消费品以及用于制造国内消费品的资源和部件。这与过去几十年专注于出口的中国经济形成鲜明对比。其次，中国正变得越来越自力更生。例如，目前中国电子行业在供应链中实现了80%的自给自足。最后，随着财富增加，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减弱。这一 点对下一代制造中心尤为重要。
然而，中国在其他领域的竞争力越来越强。中国现在拥有如阿里巴巴、腾讯、华为和京东等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公司。这些公司在中国蓬勃发展的国内电子商务和社交媒体市场上大展身手。
一批中国经济中心专攻特定领域，正跃居为主要的金融中心。广州作为大湾区最大的城市，是一个重要的创新中心，专注于金融科技、绿色金融。青岛位于中国东北沿海地区，正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国际财富管理新中心，并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融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都，是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融资的重要中心，也是与欧洲铁路连接的枢纽。大连商品交易所旨在使中国东北成为全球农业商品中心。与此同时，紧邻北京的天津，是与蒙古和俄罗斯进行贸易的重要融资中心。
中国成为第二大研发费用支出国已有时日，相对于美国占全球开销25%的研发支出，中国的研发支出占到全球支出的23%，并有望于2020年在此项支出上超越美国。毕马威(KPMG)的《全球科技行业创新调研》(Technology Industry Innovation Survey)显示，中国有4个中心进入了全球前20位，分别是北京、上海、香港和深圳。这些中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北京专注软件和平台，上海专注生物技术、半导体和人工智能，深圳引领硬件和5G，香港则专注金融科技和智慧城市。国家和地方的创新策略为这些中心的崛起提供了牢固的支持，而评论家们认为这是美国所不具备的。
新冠肺炎疫情对贸易的影响
2019年12月，新冠肺炎疫情初现，2020年上半年情况急剧恶化，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健康危机，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后果。世界银行中期经济展望预测，2020年全球GDP将萎缩5.2%。
报告显示，除了上述十分严峻的前景外，此次疫情对贸易也产生了特别不利的影响。2020年4月上旬，WTO预计全球贸易将下降13%至32%。预测范围之大反映了此次疫情对经济产生影响的不确定性。就算结果处于这个范围的中间，专家们相信“这将是自20世纪30年代初全球化以来最糟糕的一年。”
人们自然而然地将此次疫情的经济影响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进行比较。但2008年金融危机主要是11个发达经济体的银行业危机，而新兴市场的增长带动了全球经济的发展。与新冠肺炎疫情相比，没有任何其他危机能够对各行业和各地区，乃至国际贸易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
全球公共卫生机构应对此次疫情的措施包括关闭边境、国家和地方封锁以及持续的社交隔离，这对劳动力、运输、旅行、接待和出口产生了重大影响。电子和汽车等价值链复杂的行业受到的冲击就是贸易受到冲击程度的缩影。
服务业受到的影响空前之大，因为服务业没法像商品一样先下架撤回再补货上架。据WTO报告称，“疫情期间下降的服务贸易可能会永远消失。”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此次疫情对贸易的影响将比以往任何一次危机都严重得多。此次疫情对贸易量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也加速了正在塑造未来贸易的主要现有趋势。
接受报告采访的企业和贸易专家认为，全球贸易不会因此次疫情受到不可挽回的损害，如果时间充足且支持得当，贸易可以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但是人们已经意识到，一旦度过危机，全球经济将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商业、甚至整个行业都可能大幅减少或崩溃。
因此，关键问题是复苏需要持续多久。平均而言，人均GDP需要8年时间才能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这意味着新冠肺炎疫情后经济的复苏可能将决定21世纪20年代的贸易环境。
2008年危机到新冠肺炎疫情之间的漫长10年是重新平衡的过渡时期，2020年将是国际贸易新阶段的开始。贸易模式更加温和。
贸易发展步入“新常态”
全球金融危机、疫情和全球贸易紧张局势掩盖了长期趋势产生的影响，而长期趋势已经带领国际贸易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贸易增长大体上与产出增长保持一致的“新常态”。一系列不寻常的结构性因素推动贸易增长超过全球产出增长，在这种情况持续了数十年之后，这种增长预期的下降实际上可能是“恢复正常”。
当前环境下，全球价值链是驱动贸易增长的有效全球化指标。在鼓励全球贸易的政策环境中，通讯和运输成本较低，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低成本劳动力市场的连通顺畅，推动了贸易的扩张。这种趋势自全球金融危机后开始逆转。从2012年到2016年，中间产品（例如零部件）在进口总额中的份额从57％降至52％。这种趋势的逆转是因为推动其扩张的相同因素出现枯竭。如果不为全球经济和主要贸易自由化增加新的领域，全球价值链本身无法推动贸易增长。事实上，当前全球贸易环境正在导致全球价值链萎缩。
推动贸易的结构性因素无法重建。全球经济的新增领域也非常有限。关税自2005年以来一直保持平稳，与此同时，非关税壁垒却不断增加，据WTO报告称，2010年至2016年间非关税壁垒增长了5倍。
与此同时，全球投资停滞不前，削弱了新兴市场平衡发达市场疲软的潜力，降低了新兴市场提升其贸易增长强度的潜能。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从2007年占全球GDP的3.5%下降到2019年的1%以下。如果这是新常态，那么在21世纪20年代，可以利用哪些新因素确保贸易增长至少能够满足这一适度的预测？
未来的贸易驱动因素
DMCC执行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艾哈迈德·本·苏莱伊姆（Ahmed Bin Sulayem）表示：“目前全球贸易正处于前所未见的境况，而报告旨在探讨在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可能情景。尽管当下经济明显仍然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但报告鲜明指出，全球通力合作对贸易的未来乃至经济复苏至关重要，各方找到彼此的共同点，携手推动国际贸易是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DMCC首席运营官费亚尔·艾哈迈迪（Feryal Ahmadi）认为：“2020年对全球贸易秩序而言是一个临界点，这将定义其未来10年的发展方向。报告表明，如果企业和政府能通力合作克服现有的障碍，将取得积极正面的成果。通过在供应链、制定贸易政策和建立伙伴关系的方式上不断创新，这将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各国的经济优先次序不同，各地政经界对ESG (环境、社会、企业管治)和可持续性发展的进取程度也有差别，但ESG和可持续发展对贸易格局的影响不容忽略。总括而言，促进全球贸易的关键在于加强协作和建立新的合作方式。”
报告指出，21世纪20年代应对贸易疲软的四个“解药”：技术在贸易中的应用、跨境服务的发展、贸易政策的创新以及与贸易有关的基础设施发展。到2030年，这些“解药”可促进18万亿美元的贸易增长。人工智能、区块链和数字平台等技术有潜力通过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以及开辟全新商业和贸易机会来推动贸易。技术将在促进跨境服务贸易增长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然而，科技与贸易增长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模糊，科技可能导致全球价值链缩短，并对全球经济产生一系列更广泛的结构性影响。
